腾讯傻白甜?游说集团和旋转门了解一下?

近日,腾讯和老干妈两个国民品牌卷进了同一个案子。腾讯说自己给老干妈做了一年的广告,老干妈公司说我没有签合同,拒绝付钱。

腾讯拿不到钱,就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同意了,冻结了老干妈公司1600多万的财产。但随后老干妈公司回应,从未与腾讯有商务合作,已经报警。7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宣布有人伪造了老干妈公司的印章,与腾讯签订合作协议,目的是骗取腾讯送给大客户的网游礼包。警方发布通报之后,很多网友都编笑话讽刺腾讯,连腾讯自己都发了官方自嘲视频。

从现在的公开报道看,腾讯和老干妈都很有可能没有说出自己掌握的全部信息,接下来还会陆续有重要的隐情透漏出来,否则现在的很多事实在没法解释。比如说,腾讯给老干妈连续做了一年广告,但没有和老干妈公司建立过直接联系,不符合正常的商务程序。又比如说,老干妈公司说不知道腾讯游戏平台给自己做广告,但腾讯方面做广告需要工厂提供一些特别产品,他们也的确拿到了这些产品。到底怎么拿到的,应该也是个精彩的故事。

对于双方谁对谁错,我暂时不想随便推测,这里只说说程序问题。从公开信息看,深圳南山法院在今年4月24号下达了财产保全令,依照《民事诉讼法》,在做出裁定以后,财产保全措施应该立刻执行,执行以后立刻通知被保全人,几乎不能有时间差。再看老干妈的公开信,6月10号,他们才收到由贵阳法院转送的法律文件。这说明,或者是法院下达了保全裁决,但是没有执行。或者是执行了,但是没有通知。又或者是通知了被故意拖延。

总之,这个案件肯定还有很多不合常理甚至违反法律的细节没有揭露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贵阳警方宣布抓到了骗子,但深圳南山区法院一度拒绝撤销案件,到7月2日下午为止,老干妈公司还是有上千万的财产被扣押。

腾讯和老干妈公司达成相互谅解,财产扣押结束。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案件本身的好奇心。对于我们普通公民来说,程序比结果重要得多。1600万元不算少,幸好老干妈是大企业,不差这点钱,如果是小企业或者个人,忽然被扣住这么一大份财产,估计生意早就垮台了。从现在的公开信息看,腾讯并没有提出非常有力的证据,但仍然轻易冻结了其他公司的财产,这是不是说明财产保全制度存在缺陷呢?

财产保全的目的是避免被告提前转移财产,或者宣布破产,让判决无法实际执行,所以请求法院在诉讼结束前就预先扣押部分财产。从法律上说,任何人或者企业,在民事商事纠纷中,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成本也不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申请保全措施,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

从立法意图来说,只有发生紧急情况,申请人财产有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时候,才能采取保全措施。不过,什么是紧急情况,扣押多少财产,如何扣押,扣押多久,目前都没有细则和统一标准,完全由行使管辖权的法院自行判断,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腾讯和老干妈的这起案件,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如何定义“紧急情况”。南山区法院目前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按现在的公开信息,南山区法院在决定财产保全以前,没有听取老干妈公司的辩护,就接受了腾讯公司的证据。同样根据公开信息,腾讯公司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诈骗集团的存在,认定是老干妈公司不肯付钱,应该承担债务。众所周知,老干妈公司是一家国民品牌大企业,每年营业额50亿元,而且创始人在财务上从不冒险,甚至以保守出名,绝对不缺现金。就算老干妈公司真的被判处判决赔款几千万,也不太可能放弃品牌,转移资产,更不可能宣布破产。所以,从常理判断,法院完全不需要因为一两千万的纠纷就去做财产保全。有人统计过分类数据,2020年3到6月,腾讯申请保全了大约20笔财产,金额合计超过1.6亿元。

这么密集地使用财产保全,到老干妈这个案子终于暴露了一定细节,深圳南山区法院有义务对自己的判决做一个明确的解释。说说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导致他们冻结资金。

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的高管李亮对这个案子做出了评价,直接说腾讯公司习惯性滥用司法机关力量,当地的法院已经没有调查事实的习惯了。

对具体的案件我不做判断,但是2016年以来,腾讯集团在南山区法院前后进行了好几百起诉讼,大多数案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都能查到。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腾讯几乎赢了每一起诉讼,腾讯的法务部门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南山必胜客”。

这次老干妈广告事件,腾讯看起来是被骗的一方,但绝大数多数网民的态度不是同情而是嘲笑,说明普通人已经认识到大企业的力量,对大企业利用法律漏洞,利用国家机器的能力提起了警惕。就拿华为“251事件”来说,“251事件”从根源上说是我们国家的制度缺陷,但是华为的法务部门利用法律条文还不完善的漏洞,放大了地方执法部门的错误,也是一种恶意操作。腾讯总是到南山区法院打官司,虽然没有明显超越法律条文的地方,但诉讼结果一边倒,听起来就很值得怀疑。现在老干妈事件暴露了细节,证明南山区法院非常随意地使用自由裁量权,我们完全可以推论,前面的几百起案件,很有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问题,深圳乃至于广东省必须尽快恢复司法机关的信誉,否则整个国家的司法系统的权威性都会受到影响。

当然,整个国家的事情,也不能让深圳南山区法院一家负责,中国各地的政法委都能管到当地的司法机关,当然也会因此照顾本地的纳税大户以及就业大户。就算没有干部和老板的私下勾结,也会有明显的倾向。比如说2018年的鸿茅药酒事件,大家应该还有记忆。2017年12月,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文,批评鸿茅药酒“有毒”,很快就被内蒙古凉城县公安局跨省拘捕。凉城县是个贫困县,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亿元,2017年,鸿茅药酒公司纳税3.5亿元。虽然不是同一年的数据,但是可以看出鸿茅药酒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凉城县干部根本不管自己对谭秦东的言论有没有管辖权,直接就让凉城县检察院给他定了一个“损害商品名誉罪”,派警察穿越整个中国抓人,抓了人还不许自己请律师,想方设法诱骗谭秦东认罪,想把他诬陷成反面典型,警告全国想批评鸿茅药酒的人。

内蒙古凉城县做事的风格的却太粗暴了点,不如深圳法院那么文雅,但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大企业在本地享受司法优势,可以让司法系统想方设法发挥自由裁量权,甚至超出自己的权限办事。有的时候争议双方背后都有地方司法机关支持,企业矛盾就会上升到两地暴力机关对抗。

今年5月,网友《传奇》代理商李威威被江西宜春警方带到宜春监视居住,理由是涉嫌侵犯了著作权。这个李威威的身手不错,几天以后成功脱逃,跑到了湖北荆门。如果是普通犯人,从警方控制下逃跑,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警察抓住,但是宜春警察发布通缉令以后,荆门市警察宣布没有发现李威威违法,拒绝宜春方面去抓人,把李威威保护了起来。从公开资料看,李威威事件主要和网友《传奇》的著作权、代理权有关。有几家韩国和中国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些公司又分别在宜春市和荆门市投资了游戏产业园,影响当地的税收,所以能让警察给自己办事。我也不知道李威威到底应不应该抓,但是现在两警方对李威威的定性完全相反,不可能都对,至少有一方是错的。这种公开的矛盾不解决,国家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就会快速流失。

有人研究过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对企业在不同地方诉讼的结果做了研究。发现如果诉讼管辖地和公司注册地一致,胜诉率就可以增加40%。从理论上说,正义肯定和地理位置没有关系,但是判决结果和地理位置有这么高的相关度,只能说司法系统是存在“主场优势”的。这个“主场优势”实在太大,所以企业都想方设法在本地走司法程序腾讯和别人签合同,一条默认条款是发生争议的时候,法院管辖权要交给深圳,这也是腾讯在南山区法院有这么多案子的原因。你可以说腾讯不信任外地法院,也可以说腾讯太“信任”本地法院,还可以说两个原因都有。总而言之,在中国搞法律,必须研究人文地理。

我之前听说过很多案例,两家企业争夺利益你死我活,但是到了打官司的时候80%的资源都放在争夺管辖权上,而不是搜集和案件本身相关的证据。一旦其中一方在管辖权问题上赢了,选择了自己提出的法院,另一方往往快速认输,愿意用很优惠的条件妥协。因为管辖权输了,说明自己的关系和资源不如对方。也说明接下来要到对方的主场去辩论司法问题,几乎不可能拿到满意的判决,还不如早点妥协,至少还能再分一点利益。

前面我引用的那篇论文还有一个结论,就是企业的“主场”司法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级市以下的法院,一旦到了省级法院,胜诉的概率就和地理位置无关了。这说明企业目前还很难勾结省级司法机关。

所以,目前最有效的改良,就是让法院脱离地方控制,不让那些对地方经济负责的干部同时管司法。美国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司法斗争——伊利铁路争夺战。两群股东分别躲在相邻的纽约和新泽西州,都能让当地的法院作出相反的判决,甚至要抓对面的股东进监狱。这件事推动了美国组建地方高级巡回法院,专门对付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现在金融体系的监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行政区划,人民银行在20年前就组建了跨省的9大分行。2016年,最高法院学习金融系统经验,设置了6个巡回法庭,分别设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但是,最高法直属机构负责业务太少,不足以打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鸿茅药酒跨省抓人、深圳“南山必胜客”在主场战无不胜,都发生在设置最高巡回法庭之后。从这些问题看,恐怕还要继续扩大巡回法院的权限。同时让一部分警察脱离地方公安系统,直接向公安部负责,避免司法系统变成地方企业的驯服工具。

前面我提到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批评腾讯,李亮除了直接指责腾讯滥用司法资源,还说腾讯为了影响高层决策,已经招聘了一些官员,这具体说的又是谁呢?

腾讯的副总裁张峰就曾经是中组部干部三局的处长,2017年他出来担任深圳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2018年3月,张峰当上了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亮拿这一点指责腾讯,对方基本没法反驳。不过李亮似乎忘了,他这边的副总裁总编辑张辅平也是从人民日报系统挖出来的。张辅平刚来字节跳动的时候,负责的就是政府关系。

大企业挖政府官员当高管的例子很多。2015年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当深圳华大基因农业董事长、总经理,这算是很有名的公开案例了。2018年,中央巡视组巡视商务部指出“干部流失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两个重灾区是反垄断局和电子商务司。商务部反垄断局处长崔书锋,他在腾讯、摩拜、美团都当过高管。反垄断局还有个调研员杨建辉,到了阿里巴巴当了资深专家。电子商务司那边的网络管理处处长印海涛下海,到了京东金融当了公共事务部部长,电子商务司发展规划处处长曾晨也进了京东,是战略研究院院长。他俩还有一位同事,副处长李小满,去网易当了政府关系总监。商务部办公厅综合司政策处处长韩曦离任,之后到了菜鸟网络当了公共事务部总经理。2015年8月滴滴聘请交通部道路运输司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张贝出任公司的副总裁和政策研究院院长。之前几个月,滴滴出行任命了公司首席发展官李建华,公开资料查不到李建华之前担任的公职,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在中国,我是官员下海的最高级别,我以前在政府做的事是跟约谈有关系的,但现在我们要推动现有政策的改革”。去年李建华又跳槽了,到360当高级副总裁和首席发展官。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到中国平安集团管P2P财务。最高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孙军工去阿里当公共事务部副总裁。中国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人员交换已经非常频繁了。

李亮攻击腾讯,还翻出了之前腾讯招聘“战略竞争策略传播经理”的广告。

李亮的攻击显然非常有力,腾讯招聘广告提出了三个要求,比前面的官员“旋转门”问题更进一步。第一,能够快速调动央媒及核心自媒体的力量,在北京和中央级媒体有深入关系。第二,能把公司的需求写进内参和调研报告,影响高级官员决策,制造“高层话语权”。第三点是围绕中央高层的意图进性策划传播、引导政策。特别是在两会期间,要引导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向大会提案,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腾讯方面根本不敢正面解释这个招聘广告的细节,直接否认发过这么一个广告。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有人专门保留了当初的招聘广告页面,还在北京请了公证人员对网络页面做了公证。

所以,腾讯方面也知道自己这个招聘广告的内容太赤裸裸了,挑战了中国的政治正确,所以宁可撒谎也要撇清关系。反过来说,这个招聘广告显然体现了私人企业的真实诉求。腾讯在“引导”人大代表方面,腾讯其实是个后来者,只是因为广告太直接才被抓住了把柄。2009年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民间浮现“游说”集团多渠道向人大诉求权益》非常详细描写了私人老板联合起来干预人大的方式,而且评价非常正面。

这篇报道开头介绍了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信力建他自己不是人大代表,但是自称组建了“信孚公益论坛”给全国人大代表提供议案,建议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中央统一转移支付,民办中小学也能够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赚义务教育经费。我对这个议案本身不是很在意,甚至还强烈支持中央统一支付义务教育经费,不要让各省自己解决。但是我很担心中国出现公开游说集团的问题。

这篇2009年的报道,不仅赞美了信力建这种私人老板,还提到了中国房地产协会游说建设部给国务院上报了“房地产中长期发展规划”。接下来十几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人尽皆知。另外还有很多老板和私营企业高管本身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可以直接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影响人大决策。比如说,制造宇通客车的郑州宇通集团总裁全国人大代表汤玉祥,他自2011年开始,就经常提出关于校车的提案,最后真的让宇通集团变成了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企业参与制定标准不一定是错的,但是老板直接推动人大来做事不能不让人担心。所以,我们普通人必须重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力。因为资本集团已经发现了人大的用途,用各种方式积极影响人大决策。如果普通人不依法关心人大选举,不在乎人大代表是谁,别人就会替我们做决定。